这篇文章是我们的战友，一位老雷达兵祥榕禾的回忆文章，他在百度里开博客，1968年3月入伍于1975年8月转业；先后在兰州军区空军驻西安雷达38团和驻甘肃酒泉空军雷达35团、驻青海格尔木空军雷达1团工作过，他写了许多回忆部队生活的文章，我都有体会；本人转载这篇回忆文章，让大家了解我们兰州军区空军雷达兵部队在艰苦地区默默奉献的生活经历，也真心祝福曾在兰州军区空军工作过的雷达兵们幸福安康
--西北孤狼999
忠诚铸就青藏高原（一）
—— 参 军 ——
一颗红星头上戴 革命红旗挂两边
一九六八年二月初，父亲的一份电报将在南京和安徽芜湖一带当“逍遥派”的我招回了福州。那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斗风还在全国延续，甚至还处在激烈的“战斗”中。但我从“两派”开始发生武斗时就象“逃兵”那样的躲起来了，致使后来“两派造反派组织”都来人找过我，原派要我“继续革命”，另派要我“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那时我近十六岁，对这场武斗很不理解，只好采取那派也不得罪的躲避到南京和芜湖的亲戚处逍遥游玩去了，直到父亲发来这封“部队征兵已开始速回”的电报后，我才从南京返回福州报名参军。
一九六八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首批招兵，三月十五日我接到“入伍通知书”，三月十七日我们新兵到福州艺术学校集中，十八日那天我们换上了新军装的几百名新兵，二十日早上我们从福州艺校浩浩荡荡的徒步开拔到福州火车站。嘿！那时候尽管我们穿着没戴领章和帽徽的军装，但总感到很神气的，因为“我是一个兵”呀！魏连长带着我们的这支部队有一百多个新兵，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其他两支新兵部队，其中有一支是戴“狗皮帽子”的，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到内蒙一带的兵，当时我们只知道是南（兰）空的空情地勤部队，到底是南空还是兰空我们新兵谁也没弄明白，诸如是什么兵种和部队开往何地那就一概不知了。当兵嘛就是要有组织纪律性和保密性，接兵的首长不说我们也就不打听了，一句话：只要能当上兵到哪都行。
一列长长的闷罐车停靠在福州火车站一号站台上，这棚车是铁路部门用来拉货的顶蓬货车，以“篷代客”运送我们这近千名的新兵。在开往部队的途中我被指定一个新兵班的班长，大概是接兵的干部了解到我在学校当任过团支部书记的缘故。车运行时新兵中已传开是到大西北当兵，我们新兵班有一位当工人来参军的新兵可闹开思想情绪了，舍不得离开福州觉得当兵后悔了，一路上不吃不喝的在抹眼泪。闷罐车里接新兵的山东人杜汉石排长是个部队大学生干部，给这个新兵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同车厢里的新兵们也是你一句我一言的在劝导他，直到列车快近西安时才算安定下来。想起那时新兵接至部队的途中是蛮有意思的，一些新兵的“洋相”也出了不少。比如在军帽上就有两则笑话，多次的让我们战友在聚会时老生常谈而百听不厌，一则是发生在我们车厢里的一个新兵夜间要方便，守在车门口的杜排长将车门拉开了手掌宽的缝隙，当这个新兵“方便”完后，竟将脑袋伸到车门外，没想到“风吹帽”一下将戴在头上的绒军帽刮飞到车外。这下杜排长火了“你把头伸出去干吗？”这新兵说“我看看车到哪了”，“黑灯瞎火的能看到什么？！”气的杜排长没招的不再说什么了。当列车到达有军供站的地方给养时，整个新兵连人员下火车时惟有这个新兵是光着脑壳没戴帽子的。另则是在我们到达西安雷达团新兵连后，福州新兵与湖南石门来的近百名新兵组成一个新兵连，二百来号人吃饭是相当拥挤的，新兵抢饭几乎在每个部队的新兵连都有过这样的事例，也都有着很多“精彩”的传说。那时谁拿到饭勺就掌握了“主动权”，有一天喝小米稀饭时，五、六把饭勺在一个大木桶里七上八下的摇着。只见一个新兵的绒军帽挤掉到桶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些似穿梭的饭勺早已把帽子压到了桶底，新兵那管这些照喝不误，等饭桶里的小米稀饭打光了，那顶湿粘粘的绒棉军帽象只烫死的带毛鸡独自的“躺”在桶底。
军列到达郑州时将戴“狗皮帽子”到内蒙等地当兵的军列甩挂后，我们于到达西安火车站，部队解放牌卡车将我们这些新兵拉到西安市西郊丈八沟雷达38团教导连，我们福州兵与湖南石门兵共二百多人组成了一个有23 个班的新兵连。君福是个解放战争打过仗的老兵，也是到福州接我们的新兵连长，同时是我在陕西武功雷达38团管理营的副营长，营部就在我们雷达二连的营区内。我们从福州铁路片区和新店来的部分新兵分在了排序尾数的第21、22、23三个班里，我是21班的副班长，班长江诗忠是从新店入伍来的一名*********员，我们这三个班的排长就是到福州接我们的杜汉石排长。新兵班寝室铺位全是大通铺，班长和副班长分别睡在靠门第一个和靠里的***后一个铺位。
新兵连的生活对我们每个当过兵的人来说是难以忘却的，那种生活是即新鲜又紧张，只要在新兵连呆过的战友几乎都有几段新兵中的趣事故事。那时我们新兵刚到部队时就怕夜间紧急集合，尤其是睡通铺对夜间打背包相互影响就更不方便啦。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夜间部队紧急集合是摸黑进行的，不准有一点灯光和说话的声音，一切都在静悄悄中，更不用说开灯啦，就是用打火机瞬间照明也是******不允许的。新兵连的集训是很辛苦的，站了一天的军姿和队列行走后而累得筋疲力尽正处在深沉的睡眠时，经常会从梦中被一阵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声惊醒。新兵刚听到这种急促催人的哨声犹如心惊胆颤的发慌，往往抓瞎的楞上几秒钟不知先该做什么。我记得新兵连第一次夜间紧急集合完毕，连长讲评说用了七、八分钟时间，后来夜间紧急集合时间缩短到三分钟多钟，到新兵连快结束时一般时间在两分钟内就能搞定了。在紧急集合打背包时新兵“洋相”出的就更多了，被子要求五次动作折叠成背包，再用背包绳将被子三横两竖的扎紧，然后背在双肩上。在刚开始的几次紧急集合时新兵寝室里乱成了一锅粥，有的新兵找不到衣服，有的找不到鞋子，甚至穿错衣服和将别人的鞋子穿走的事是不足为奇的，但打好背包跑到集合地点集中时，那“洋相”可多了，从头往脚看：不戴帽子的、帽子戴反的、上衣扣没系的、衣襟扣子错系位置的、腰带没扎的、将挎包挎反的、挎包没带的、裤扣没扣敞开“门”的、穿鞋不穿袜子的、还有找不到鞋子光脚的。再看肩上背包，背包叠成面包状或麻花状的、有的背包里还夹带着其他衣服耷拉出来的、背包上的绳子扎成两横两竖或十字形的，还有的象捆粽子那样绕在背包上的，更有甚者干脆不用背包绳直接将被子卷裹着抱在怀里的……。待连长一声“向右转，跑步走”的口令下达后，等队伍跑了几千米路回转时，那“狼狈相”五花八门的可“热闹”啦。掉队的、抱被子的、手提鞋子的、背包散落拖地的……气喘嘘嘘、稀稀拉拉的跑回到操场上，连我们看了这副狼狈样也都忍禁不住的好笑。后来不知道从那里悄悄地传开了一种“快速打背包法”，即将背包绳的一头按背包竖的长度事先系成一个固定圈，只要将圈置在背包上便直接形成了两竖，再将背包绳在背包上连绕三道横后，背包带塞进背包两头再调整背包两竖三横位置即成。连首长很快发现了这种“快速打背包法”，下令禁止使用这种“偷工减料”式的打背包。有几次紧急集合时，连首长专门在队伍前令各排长检查新兵背包的正反面，只要是这种“快速法”打成的背包，反面的背包绳不象正面那样三横两竖而是三横一竖。有一、二次我们听说夜间有紧急集合的消息后，班里的新兵提前起床打成背包再合衣而眠却得逞了。但也有更多次是白忙乎折腾了，搞的第二天精神状态不佳。晚上一些新兵站岗时特地在连部附近“转悠”来观察夜间有否紧急集合的动向。有次传出晚间有紧急集合的动向后，我们不少新兵待连干部查完铺便起床打好背包，可一直等到下半夜也没动静，以为不会再紧急集合了，就拆开背包睡“安稳”觉，谁知快天亮时来了个紧急集合搞的我们束手无策而出了不少洋相，自然少不了一顿剋批。夜间紧急集合课目是部队家常便饭，当我们成了老兵后对打背包也就不畏惧了，因为那时已经练的相当老练顺手了。要想动作快，除了操作熟练外还要有个良好的习惯，那就是熄灯就寝时衣服要按穿着顺序叠放好。这个好习惯自部队复转回地方后我还基本保持着，这样即使在平时穿着也方便。再则背包绳要卷成“圆盘”放在枕头旁的固定位置便利于打背包，同时在跑到紧急集合地点的途中可边跑边继续整理好你的着装衣扣和携带物品。
新兵连的故事是说不完的，也是我们当过兵的人常爱回忆谈论的事。我记得刚到新兵连那会，部队为提高战士们的思想觉悟搞了个“忆苦思甜”运动，请一些战士诉他们长辈在旧社会受的苦来激发战士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斗志，当然配合这个运动的是吃“忆苦饭”。那天中午的午饭是玉米窝窝头和从新兵连菜地旁的香椿树上就地取材的香椿叶剁碎渗合在玉米皮糠粥里，没想到这些食物对我们很多南方人来说是从未尝食过的，刚开始吃觉得味道特别的好吃，那天中午大家几乎将那些“忆苦饭”一扫而尽的彻底消灭干净了。吃光这些食物可以说是为了不浪费还说的过去，但有个别新兵边吃边说“没想到旧社会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家里吃的还没有旧社会好呢……”，这下可把魏连长气坏了，当即在下午进行了“补课”，全连新兵开展了讨论活动。到了晚餐时，不再有那玉米窝窝头啦，而是类似猪食那样的糟糠黑面糊糊里面渗合着又老又黄又发粘的菜叶子，实在是又难闻又难吞咽。那天晚餐一大桶的老菜叶糟糠黑面糊还剩下一半，直吃的一些新兵叫“苦”连天的说“这下才知道了旧社会真苦”！甚至有几个调皮的新兵边吃边还喊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
一般部队新兵连要集训三个月，但对我们雷达部队来说就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了。通过新兵连的集训，我们每个新兵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少新兵改掉从地方上带来的一些不良坏习惯，思想觉悟得到了普遍提高，革命意志得到了磨练，对党忠诚得到了铸就升华。当我们佩带上红帽徽和红领章的那天，心情特别的激动，全连新兵在军旗下庄严的宣誓，核心意思是服从党的领导、牢记为人民服务宗旨，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努力工作，苦练本领，不怕牺牲，不背叛祖国等誓言。新兵连首长理解我们新兵的心情，放假一天让我们到西安市区照张军人相寄给家中亲人。那天鼓楼附近的照相馆几乎都在为我们这些新兵忙乎着，大家一般都是照两张以上的照片，一张是戴军帽的一寸半身象，另一张是立姿二寸相，姿势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即右手紧握红宝书贴在胸前，左胸前佩带总政发的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四十多天的新兵连生活即将结束下连队前，新兵们考虑更多的是分配行业问题，因为雷达部队所从事的行业很多：有雷达操纵员、电台报务员、信号标图员、电话记录员、油机发电员、汽车驾驶员、卫生员、警卫员、炊事员等等。当时我的愿望是象雷峰那样当名汽车驾驶员或象《永不消失的电波》电影里的李霞那样当名报务员，可事与愿违我被安排当雷达操纵员。新兵连一结束，当雷达操纵员的战友首先离开新兵连到雷达连队直接学习实习。我告别了我的同学和同班战友，随同十几个雷达操纵员登上一部开往武功雷达二连的卡车便离开了新兵连。其他战友依旧留在新兵连里专业学习报务、信标、油机等业务技术。
五月初的一天中午，我们乘坐团部篷布卡车到达离西安约的武功县贞元公社（镇）西杈留村和东杈留村中部，紧靠西杈留村旁的雷达二连，我的两个同学战友分在武功另一个连队河道黄普八连。我们二连的雷达阵地与营房间隔距离有二、三百米，操纵员与雷达车相伴而独立的守居在雷达阵地上。供雷达电源的油机班同志只是在值班时才到与雷达车二、三十米远的油机房去工作。在连部的营区内驻扎着除雷达操纵班外的连队所有人员及管理营的营部人员，我们操纵班上下岗都要列队到连部营区内的食堂就餐。武功县是个民风纯朴的好地方，连队与当地的老百姓相处的很融洽，每年双抢时我们都会帮当地的农民收割麦子等干些农活，而老百姓在秋季时常会给我们连队送上几筐柿子等水果。靠连队附近西杈留村的乡亲们还会为我们连的来队家属提供居住房，同时还时常帮我们连队那二十几亩地上的农作物作些技术指导。逢年过节连队周围老百姓的演出队都会轮流的到我们连与我们联欢，给我们带来陕西秦腔。那时“文革”期间“八个样板戏”很流行，他们用秦腔演唱样板戏，耳濡目染多多少少的使我们也学会了几句陕西秦腔和“迷糊”调，直到现在偶尔听到陕西秦腔还会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和将我们的心牵往那八百里秦川。
我们雷达操纵长陈德斌是个北京人，他是一九六一年参军入伍的，我们刚到连队那天他患感冒正生病躺在床上，我们十几个操纵员到雷达阵地上的营房里去看望他。陈德斌操纵长的雷达操纵技术在38团都是赫赫有名的，他曾经参加过一九六四年时任总参谋长罗瑞卿抓的全军军事训练大比武。在空情操纵业务上他独自掌握近一、二十批次的目标而不会错乱，我们在空情掌握中***怕合练任务，因为“敌”我机在演练中会不断地变化前后位置，我们往往会将“敌”我机批次混淆，不得不借助“讯问机”来接收我机不断发送的信号加以区别。而操纵长陈德斌不需要“讯问机”鉴别，他根据多年的雷达操纵技术和过硬的本领将“敌”我机分的清清楚楚。张连长给我们介绍陈操纵长在训练中使用“报读板”时的“绝技”，一般我们在报读板上是根据标图笔在板上任意标点和模拟航线点，在移动量尺来测定它的方位距离然后报出目标数据的。而操纵长却是取掉活动量尺，用米粒撒在报读板上作为目标点进行目测报读方位距离，准确率达95%以上，这种绝技训练即练就了眼力和速度，又提高了雷达操纵业务技术本领。那时我们新兵刚上机操纵时心里感到特别的慌，雷达车里黑乎乎的只听见高压磁控管和放电管里发出“哧哧”的打火响声，我们结结巴巴的报不出几点情况，但只要操纵长在我们身旁时，我们的胆子变大了口齿也跟着伶俐了，因为在我们来不及报出数据时，他会为我们保驾护航的补充报点，所以在他的传帮带下我们的雷达操纵业务技术也提高的特别快。那时我把他作为军事技术上的偶像，努力的向他学习及早地掌握雷达操纵技术；在平时他象兄长一样的关心我们，操纵班的小伙子们在他的带领下生龙活虎的很有朝气，连长对我们操纵班也是倍加满意和“呵护”的。可以这么说，当时的陈德斌操纵长对我的人生道路成长起着很大的作用，当年的我是以陈德斌操纵长为榜样的，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对我这个刚涉世的年青人来说，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对我来说也是我的福气，跟对了师傅跟对了人，以至我在部队的这些年来受他的影响而健康的进步和成长。
陕西武功那个地方的气温与西安“火炉”基本没差别，在酷热的夏季夜间热的不能睡眠；部队是禁止光背睡觉的，我们热的无奈只好将背心卷到腋下，那时宿舍里没有电风扇就更谈不上空调啦。在武功夜间站岗时，尤其是在玉米和向日葵等庄稼长到一人多高时，这些农作物被风吹的“刷刷”的直响，想起白天看见阵地周围不远处的那些田地上的坟茔，汗毛孔里不时地渗透出冷汗，高度的紧张使双手牢牢的握紧枪。当夜晚常听见那些在田地里看管农作物的“老陕”唱起了秦腔时，就帮我们壮着胆子，一但那秦腔拖拉着长音嚎叫时反而却会有种恐怖的感觉，头顶上毛发根根倒立发怵。我虽胆小但为了提高军事技术，仍在夜间站岗时常常多站一、二个小时的岗，偷偷地在背诵着各种雷达操纵业务数据，比如地标、信杂比对应的高度等等，或将一天的上机保障空情情况及目标回波出现的波峰和波宽及波内组织变化等特点在脑海里进行汇集总结。要象陈德斌操纵长那样的过硬本领，就得下定决心的刻苦钻研提高雷达操纵业务技术，所以我常常在休班时也上雷达车去观摩其他操纵员保障空情，以此积累和丰富自己的实践经验来提高军事业务技术本领。
那时“文革”期间，整天忙于搞“斗私批修”的政治活动，军事训练倒成了单纯的军事观点了。一次有个同年兵战友悄悄地告诉我说，一些老兵说你有单纯的军事观点。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确是执著于雷达操纵技术，但我从不认为我这种刻苦训练行为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我也知道在多次班务会上，班长有针对性的组织学习毛主席有关批判单纯军事观点的文章，对此我时而以理据“争”，时而装糊涂不吭声。在发言时我也积极的参与批判单纯军事观点的行为，但也旁敲侧击地说到一个雷达操纵员思想再好而军事技术不行，保障不了空情能说是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能说是个好兵吗？雷达兵如是保证不了空情那才是犯了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雷达操纵员练就过硬的操纵技术就跟步兵射击道理那样，如果你连枪都打不准还谈什么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单纯的军事观点，依旧是常加班加点的苦练，反正在会上又没直接点我的名，我也就装傻的跟他们一起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后也就不了了之了。正是这样刻苦训练我和同年参军的湖南兵涂自浩在入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率先进入一号班，也就是说有重要空情或一等战备任务时就由我们加强班人员上机保障空情情况。那时正是整天突出政治的红色年代，说是“疯狂”的岁月其实也不过分。比如我们新兵刚到部队不久，部队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手握《毛主席语录》红宝书，面向毛主席和林彪像进行早请示，到了晚上就寝前用同样的形式晚汇报。我记得我们同年福州兵吴榕郊在一次晚汇报时说“敬爱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今天我没做什么好事但也没做什么坏事，我明天想办法去做件好事，汇报完了”，当时我们听后强忍着差点笑出声来，否则那可是政治态度问题（那时，我对吴榕郊的漫画很佩服，他常常用钢笔几笔就勾画了一幅生动的漫画，相当的形象逼真）。即使三餐饭前也要面对毛主席和林彪像，挥动着手持红宝书的右手，嘴巴要念出“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然后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或唱首革命歌曲才能去吃饭。甚至连队列出操时也不伦不类，比如带队指挥员在喊“立正”时，大家就应齐答“立场坚定”；喊“向右看齐”时就应答“打倒走资派”，在那时为了避讳“右”是一般不喊向右看齐的； 喊“向左看齐”时就应答“支持左派”；当喊“向后转”时就应答“革命到底”……，搞的队列不成体统又很不严肃又不整齐，常常还闹出不少的洋相。当时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忠”字活动是很“疯狂”扭曲的，连老太太都要走“忠”字路，跳“忠”字舞。即使是买个东西或相互间的对话，都是用毛主席语录作为开头语提问或回答的。在部队每天上午都有一个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突出政治课目，但同样每天也有一个小时的军事技术“天天练”的课目，所以那时是“毛主席著作天天读，军事技术天天练”各一个小时，但突出政治的岁月里“天天练”是不能压倒“天天读”时间的，这样的结果往往军事业务技术就会荒废，想起当时实在是幼稚的滑稽可笑，但那时确实是这样的荒唐。
我记得刚到连队不久发生的一件对我印象特别深的事，那就是碰上了地方“造反派”组织人员到我们连队抢夺枪支事件。那天下午一群近百人的“造反派”人员来到我们连队宣传说，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向部队借枪支，要与保守派作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张连长回答说，枪早在一个月前被收缴到团部去了。其实当时部队的枪支大部分给埋起来了，有天晚上我们操纵班和油机班的同志在下半夜时，将枪支全部封上黄油装在一个特大的木箱内，整个连队留了两把步枪分别供雷达阵地和营区夜间站岗用。我们将藏枪的木箱埋在油机房的一部柴油机下的土地里，为了掩盖挖土埋枪的新土，我们故意在油机下的泥土上倒上了一些黑乎乎的废机油，装饰的根本就看不出泥土被挖过的痕迹，同时将弹药埋在厕所旁的菜地里。连长特地向全连官兵交待，一旦枪支被发现全连同志不惜一切的要保护住，决不能让挖走的枪支给社会造成危害。当造反派人员窜到雷达阵地时，连长马上命令雷达启动，一阵急促的电铃响后，雷达天线在圆周搜索。当然启动的柴油机是在地下埋藏着枪支的那部发电机，机器发出轰隆震聋的运转响声，我们阵地上夜间站岗的那把步枪卷在雷达车遮掩光线的布帘内。那些造反派象日本鬼子挖地道那样的用钢钎等物在我们营区内到处触探寻找，还有几个人到油机房用铁器到处敲打地面，妄图从中查找和发现秘密，其实那么响的声音再敲打也是无济于事的。为以防万一除在油机房正常值班一人外，连长又加了一个人作为策应。而我和操纵长等四五个人在雷达车上假作空情保障任务，连队里的其他人分别在营区内保护好雷达和电台等设备。我们***担心的就是布帘内的步枪，其中有两个人要上雷达车，车下的战友不让他们上，说是保障空情任务不得入内。但那些造反派可不管强行要上，连长只好叫他们上一个人，但他们非要有两个人上车。当这两个造反人员到了雷达车里后，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便要求我们打开车内电灯，操作长很严肃的说现在是在执行任务是不能开灯的。我们有两个战友一直站在卷起的布帘位置旁看着雷达显示屏，其实是护住那支步枪，两个造反派人员借着荧光屏上的亮光，看见雷达车很拥挤，他们上来后连转身的地方都困难就看了几眼便下车了。而我们连的穆副连长因到西安团部出差，放在连部抽屉里那支来不及隐藏的五四式******被一个造反派人员敲开抽屉抢走了，福州新兵吴华赶紧去追，却被这个“造反派”抡起手枪托砸在吴华的脑袋上，将他打倒在地上而跑了。
我们十几个操纵员在二连整整训练了三个月后的一天，连长和副指导员到我们操纵班，将我们新操纵员集中起来宣布命令，原来我们十几个操纵员有三分之二的人员是为临潼霸桥雷达五连和武威雷达十连代训的，我们在结业时才知道有一大半人要分到其他连队。过了N月后张连长跟我说“你是你们操纵长看中后硬留下的……”，这也许是当时我训练很刻苦的原因吧。直到我们连队换防到高原路经38团团部时，到福州接我们新兵的曹参谋对我很熟悉，因为他家访和到武装部新兵政审时与我接触过。他对我说“本来前些时候团里打算将你调到团里来，正碰上这次换防又想将你留在武功，但这次换防是一个人也不能变动，所以你只好也跟着连队走”。说实话若时当时真要将我留下，我还真的从心里有十万个不愿意呢，因为我已与我的连队有了感情，与我的师傅、操纵长等战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再则战友们全上高原去了，我怎么能留下当“逃兵”呢？就是从对党忠诚之心也要与战友同行。后来到高原后听38团的战友来信说，与我们换防的连队刚到武功时无法保障空情任务，就将原来从我们操纵班调离雷达团到其他部队的操纵员刘继泗又调回了武功雷达连，他是一九六四年入伍的老兵，我跟他曾在一个班，他对雷达阵地环境和数据资料等情况还是熟悉的，将他调回显然是让他在连里起到支撑雷达操纵业务上的骨干作用。当时连长宣布了我和湖南兵涂自浩、游运中等几位战友留在武功雷达二连，而其他战友分别到五连和十连及其他雷达团或新组建的其他部队。直到一九六九年福建惠安兵入伍到我们连，我们一九六八年入伍的新兵才甩掉了“新兵旦子”的帽子而成了“老兵”。而我们这些“老”兵与新来连队当雷达操纵员的王京海、胡志雄、陈德钦、孙恩典（从炊事员改为操纵员）、陈俊明等人结成了“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林彪“九一三事件”这结对子活动才熄火。那时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年代，在言行上******不能有半点问题的，我记得在部队换防到高原后，我从青海西宁集训回来时听战友游运中跟我说，他为了一句闲聊话而影响了入党问题，在战友中说了一句“人活着就是为了‘两巴’，嘴巴是为了生存，J 巴是为了繁衍后代”。不知咋的被连首长知道后对他狠狠地批剋了一顿，说是思想上有问题而没有发展入党，直到后来他快复员时才解决了入党问题。
陕西武功虽然也是个有沟壑纵横的地理特征地方，但并非是寸草不生，而是个土地肥沃的“黄土高坡”。这里的水草丰美，一派生机盎然，农作物主要有大小麦、高粱、玉米、豆类、向日葵等，蔬菜品种也很丰富，夏季时韭菜、黄瓜、西红柿，冬季时青菜、萝卜、大白菜等等，特别是夏季时旱地里的西瓜特别的诱人，那时只要交给瓜地里的看瓜老汉三分钱，即可随便饱饮一场甜掉牙的大西瓜，但前提条件必须是将西瓜籽完整的全部留下。我在陕西的岁月虽然才近两年时间，可那个“黄土高坡”却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已深深的烙在我的心中。
——换 防——
----- 哪里需要哪里去 打起背包就出发
1969年7月上旬，我所在部队接到调防命令。 我们西安雷达38团二连要从陕西省的武功县贞元乡开拔到刚组建不久的青海格尔木雷达独立营（团级架构）的花海子雷达连进行换防，同时行动的还有38团临潼县霸桥雷达五连与青海雷达26团的刚察雷达连进行换防，换防连队同是513警戒雷达机型的连队换防。军事行动来的是那么的意外突然，连首长进行了行前动员和调防部署要求。大家只知道连队换防要上高原，那是个空气稀薄氧气缺乏的地方，但军令如山倒，部队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犹豫和怕艰苦的想法。那时正处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忠诚的政治“红热化”时代，就象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毛主席的战士***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我们打好背包整好行囊，全部的家当就是一背包一提兜的便随身携带而行了，即简单又麻利。雷达车、发电机、电台、枪支等一切兵器装备留在原地，仅是连队人员分两批到位换防，以保证两地换防空域区内的空情任务保障不间断。
我是连队第一批上高原的人员，那时我们连队的营区内种植了几十棵桃树，还有二十几亩地，连队的副业很兴旺，养了近十头猪和几十只鸡，连队的伙食自然也就不错。接到换防任务时值营区内桃树上的桃子也熟了，我特地摘了两个桃子用手绢包裹起来，准备带到高原上试种，以示我们扎根高原的忠诚红心。就要离开陕西了，虽然我仅在陕西呆了近两年时间，但我已深深的被这片“八百里秦川”土地历史文化的熏陶，心中已热爱上这个“陕西八大怪”到处耳闻秦腔的地方；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西安，那触目皆是的秦砖汉瓦和晨钟暮鼓的古建筑,它是一座古老而神奇的城市,是一座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文化古都，它已深深的烙在我的心中；至今回想在西安和武功的日子时，我的心似大海那样久久不能平静，还常常梦恋着那片“黄土高坡”，眷恋着那个十三朝历史古都和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地方——西安。临行前，我们几个雷达操纵员还特意对位于武功县贞元乡西插柳村旁，那朝夕相伴我两年的阵地上雷达依依不舍的进行了目送告别。当兵的人听党召唤，年轻人志在四方，上高原是祖国的需要，迄今我们在榕的连队战友几次相聚时，都曾慷慨道今生有一段当兵的历史而无怨无悔，那是我们一辈子的荣光，因为我们曾是一名高原兵！
我们第一批换防人员由连长带队到了西安雷达SB团部，团领导接见了换防人员并为我们送行。那时中苏边境线上战事紧张，众所周知在一九六九年三月，我军针对苏联军队多次对我国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和炮击而进行了还击，但苏联从未停止过对我进行武装挑衅和实施侦察情报搜集等活动。在团部听曹参谋跟我们说，苏联一高空侦察气球随西风急流带飘入我国西北领空，当时我歼击机没有将此气球打下来，直到北空管辖领空时才被击落，原因分析系雷达情报保障不准确。所以这次换防主要是根据当前的形势，将平时空情任务多和技术好的连队与平时没有空情任务的雷达连队进行换防。就这样我们第一批三十多名官兵乘坐一趟西安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向西驶去，我们从黄昏时上车后便集中坐在一节硬座车厢里。按规定干部可以享受卧铺，但连队干部将卧铺让给了体弱的战友，此时谁也不愿意享受这种“特殊”的关照去卧铺车厢，连长张桂峰见状只好让战士们轮流去“享受”。那时我近十九岁，精力和身体还是不错的，我和几名雷达操纵员始终没去卧铺，硬是挺到了目的地火车站。
火车在陕西境内还是一片绿色的窗外景，但到了甘肃境内时就明显感觉到荒凉了。确如唐朝诗人王之涣写的那首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意境。王之涣写这首诗虽很苍凉悲状，但我此刻读来却有一种慷慨激昂的豪情，我们就是这样在硬座车厢里挺过了两个晚上，列车在瘦长的河西走廊行驶了两天的时间，在第三天的上午我们到达甘肃的柳园火车站。柳园站是一个不大的车站，但它是从柳园经青海格尔木到拉萨的一个重要起点。从青海到西藏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青海西宁到格尔木，还有一条就是起于甘肃省安西县的柳园镇，穿越敦煌、阿克塞岔路口、当金山口后进入青海境内,再经花海子、鱼卡、大柴旦和举世闻名的“万丈盐桥”的察尔汗盐湖至格尔木,全长653公里,其中青海境内长399公里，这就是215国道。而格尔木是青藏公路到拉萨的必经交通咽喉，在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上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列车到达柳园站时，格尔木雷达独立营早已派了向导人员在车站迎候。我们分乘两辆解放牌大卡车，车厢上面蒙着绿色的军用帆布，车篷内四周黑漆漆的不透亮也不透气，仅在车尾处的布帘可以掀起。我怕晕车，尤其是怕这样封闭式的乘车，车开不久就被车厢里透不过气来的闷而头晕呕心，当即趴在车厢尾部的后挡板上向外“现场直播”。我被折腾的真想下车徒步到目的地，十分难受的忍耐着颠簸晕车呕吐的滋味，大约挨过了三、四个小时的130公里路程，我们到达了敦煌。连长见我“高原反映”的那么“厉害”，就与独立营派来接我们的一名干部商量，在敦煌找了一部青海运输公司的汽车，顺路将我带到花海子雷达连。经介绍这部汽车的老司机姓钱，他是一名从浙江杭州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在青藏线上运输已有十几年了。我坐在驾驶室里与钱师傅聊天，他驾驶的解放牌车号是：青01950，与我的参军填报的出生年份一致，所以事隔四十年了，我还记得特别牢。钱师傅与我们换防前的花海子雷达连的官兵很熟悉，这对于常年在这条青藏线上跑运输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事，直至我后来在连队的几年时间里，钱师傅和其他运输公司的司机们跟我们雷达连的关系一直相处的不错，这些师傅们经常利用跑运输路过我们雷达连的机会，给我们连队从敦煌等地稍些连队所需要的蔬菜和食物及生活物资等用品。
坐在驾驶室里视野开阔了，空气也流通了，自然我也没有再晕车了，当然也有心思观看驾驶室外的高原风景了。当汽车驶出敦煌后，眼瞅那一望无际的荒野秃山和戈壁滩确实令我从心里感觉到凄凉，说实话我从未遇见过这么荒凉的地方。当时在我的脑海里不断的冒出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的镜头，再看眼前高原的天和地竟然是浑浊一色。至今回想起我第一次上青藏高原那种苍凉茫然，凝重悲怆和压抑的感觉就油然而至，觉得高原的天空云层低垂，茫茫的戈壁滩一望无际。看着这眼前座座秃山荒岭，又加之我离开连队战友独自一人随地方司机前行，触景生情不免心中感到有些孤独和凄凉，我与钱师傅的对话明显的不多了，仅是应允性的回复。钱师傅也感觉到我这个刚从西安大地方部队当兵来的人，突然到了这种凄凉沧桑的地方很不适应，便关心我是不是对高原反映不适应，我借口说还有点晕车，其实当时我看到那种的苍凉悲怆的戈壁，真是犹如渗入骨髓和灵魂的感觉。但毕竟那时是突出政治的红色年代，对我们这些朝气蓬勃和热血沸腾豪气冲天的年轻战士来说，戴着那“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荣幸和对党的赤胆忠心来到高原报效祖国的。再想想象钱师傅这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都象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的高原人那样继续在祖国需要的地方进行艰苦的工作，此时，我对这些老兵们从心里油然升起一种尊重和敬佩，同时也难以抑制住想了解他们是怎样长期在高原扎根的想法。当时的我把他们作为眼前的榜样和无形的力量，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处在火红的特定年代，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就是这样的忠诚和无私奉献，这对我上高原四十年后的不少内地年轻人来说，确实有不少人对上一代人是相当不理解的。
汽车行驶在荒野的大山里，公路围着陡峭而荒芜的深沟绕过一座又一座灰秃的山头，沿途除了秃岭就是石头。穿过长草沟后几乎就看不见绿色生命的植物，连空气也觉得是那么的死气沉沉的冷清稀薄，似乎头顶上就顶着天，轻微的高原反应感到有些不适应。在接近当金山口时，钱师傅告诉我现在汽车还行驶在祁连山山脉，地理位置还处在甘肃省境内；到了当金山时就是青海省地界了，在当金山口以西是海拔5798米高是阿尔金山；当金山以东是祁连山，过了当金山口的山下就是雷达站了。后来我还特地查看了军用地图地标，从当金山到花海子和阿尔金山的直线距离几乎相等。当时我听钱师傅说要到雷达站了，顿时我的精神来了。汽车很费力的慢悠悠爬上并翻越了海拔3800米的当金山口（当金山口比海拔约4100多米的当金山海拔要低些），一路下坡即进入青海省地界时，我的视线豁然开阔了，嵌入眼帘的是浩瀚无际的戈壁滩，那天际与戈壁是一样的灰色难分。看是一马平川的戈壁，其实是山川中的盆地，当金山下这条铺着厚厚沙石的笔直公路嵌在空旷的戈壁滩上，望不到头的公路直通盆地戈壁中央。看不出一点生机，比在敦煌至长草沟区域还要凄凉。花海子地处北面是阿尔金山和祁连山脉，南面是昆仑山脉北缘带的赛什腾山，花海子处在这南北山脉环绕之中的戈壁盆地中间，它的东面和西面却是个约有百十公里的宽敞开阔大风口。置身在这样浩瀚无垠的空旷灰色的戈壁滩上，观望那茫茫戈壁万顷沙石，感觉是那样满目沧桑的没有丝毫生气的荒凉，很难掀起我激动的心情。这毕竟不是一种充满着刺激和挑战的旅游，对我们这些当兵的人来说，是抱着在高原扎根的决心钉在这片静得让人窒息的寂寞地方。毋庸置疑，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些军人要有吃大苦和无私奉献的献身精神。我从高原部队转业回地方后，看到不少旅游者是以开阔视野，感受戈壁粗犷豪迈及雄浑壮阔的神韵风情目睹高原风光的，但对一个常年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来说却是另外一种感觉了，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汽车从当金山这个大约有二、三十公里长的下坡行驶一段时间后，隐隐约约看到远处有房屋人烟，这个凄凉枯燥的地方竟有这样一个很好听的地名——花海子。当时这是个无人问津的小地方，直到我离开那里三十多年后，几乎看不到或很少有人报道这个当时军民人数不到二百人的地方。但在青海省地图上却可以明显找到青海与甘肃及新疆三省交界处的当金山口下敦格公路旁的一个孤孤零零的花海子，这就是我在这里当兵服役了五年的地方。当汽车离花海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副很熟悉的雷达天线，这个雷达天线耸立在一片砖土结构的房屋住区中，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雷达天线会变的那么高？待汽车驶近花海子时，我看到雷达天线处在敦格公路的东边，雷达天线周边是用青砖墙和红瓦顶砌成的一个大口字型的营房，这是花海子兵站所在地。花海子这个地方没有楼房，全是清一式的平房。在兵站的南面靠近西藏运输站北面的中间有一排干打垒的“土房”，临靠公路成南北纵向一字型的摆开，房顶是用数根毛竹搭建支撑成房梁，在房梁周围是用毛竹片支架，再用稀疏的篾席铺顶，房顶上再用泥巴浆糊平。原来这个地方常年不下雨，即使下点毛毛细雨，也不过是鳄鱼的眼泪挤几滴便没了。若是下雪了，只要人们爬上屋顶扫完雪也就确保房屋太平没事了。这里大大小小单位仅有六家，都象扎堆一样集聚在附近，以敦格公路为界，东边是为青藏高原运输线部队服务的“兵站”和为西藏地方汽车运输司机服务的“西藏运输站”及我们雷达连了。敦格公路西边是养护这条青藏运输线的“养路道段”和为青藏线地方汽车运输司机服务的“青海运输站”及一个不足五人为青藏通讯线路服务的地方“增音站”。
汽车终于到达了花海子，钱师傅直接将我带进了雷达站。这个连队的官兵们跟钱师傅都很熟悉的在打招呼，我成了第一批换防人员中第一个到达高原的人。接待我的是一个连队指导员（我忘了他的姓），待我们送走了钱师傅后，他领着我到了雷达工作间参观，原来这里的雷达机器设备置于室内，完全不象我们在陕西武功那样是在雷达车上，难怪雷达天线架设的那么高。天线底座固定在地面，再将天线架逐节对接固定架起升高，整个雷达天线架再用四根防风钢丝绳拉紧。指导员跟我说，原来的花海子兵站撤编后雷达连便借用兵站的营房在这里立足的，现在花海子兵站又恢复了编制，在九月份即将运营，故而我们借用的营房已还给了兵站。雷达站只能住在那幢土房内，后经部队之间协调，将土房靠北的一半青砖瓦顶的“洋房”留给了我们雷达连，便是后来我们的连部和指挥室及指挥排的报务班、记录班和后勤炊事班人员的住区。因雷达天线靠近土房，所以雷达和油机工作室及我们操纵排的雷达班和油机班人员就在这幢土房内。而兵站在我们雷达站的“洋房”前，留下了一个篮球场的位置后，依南北纵向又盖起了一座平房将雷达站与兵站隔离成前后院。我们雷达站的土房与“洋房”临靠青藏公路，形成一条不足百米长的一字型营房了，而连队的住房便成了我们雷达站“土洋”结合，“贫富”不均即很不对称的一道风景线了，我们营区的出口处就在这“土洋”结合部中间。
我清楚的记得，当我们第一批换防人员到达花海子午时，正巧遇见有空情任务雷达开机工作，原来是保障一架依尔18型飞机的航测任务。当时原花海子连队第二批换防人员在值机，我们第一批来的雷达操纵员们也立即进入雷达室视屏观看。一个约有十平方米大的雷达室里挤满了十几个人，大家的眼睛不眨地紧盯在雷达平面和高度两个荧光屏上。“情况！”“目标！”我跟在陈德斌操纵长后几乎在同时喊出发现目标的提醒，可原花海子雷达连操纵员并没有发现和报出目标坐标位置。我是二号手（高度操纵员），在高度显示器上发现目标要比平面显示器上分辨优越性大，当时发现目标信杂比0.8 ：1时，我们提醒了值机操纵员后没有听见他们的反映。在雷达天线扇形搜索一、二圈后，飞机目标与杂草回波的信杂比从1.2 ：1到1.5 ：1……的继续变化，而值机操纵员依然在那“无动于衷”，见此情我们急了，此刻我们连的操纵长陈德滨当机立断对我和涂自浩说了一声“上”，我与涂自浩换下了值机操纵员这才保障了空情任务的完成。陈德滨操纵长是我很敬佩的人，他曾参加过一九六四年全军雷达操纵技术大比武，是大比武的尖子，雷达一号手（平面）和二号手（高度）操纵技术都是过得硬的人，而且对雷达的机务修理也是很拿手的。陈德滨不仅是我的首长也是我的师傅，更是我的兄长。他调到六连当连长后又调到修理所当所长，我在雷达操纵技术上的提高和对513雷达的机务保障修理都是在他的传帮带，尤其是受他的军事技术大比武尖子的影响下，才成了我后来在老二连操纵技术和机务保障方面独当一面的成就。一直到我们俩先后转业后，还常有通讯来往，在我儿子结婚时，他与他的夫人、邵世琴大嫂和我的另一位战友程铁良（******的雷达操纵员能手），还特地从北京赶到福州参加婚礼，战友深情至此让我终身感激难忘。在我们上高原第一次保障空情任务结束后，听原花海子雷达连值机操纵员说，他们一年也遇不到一次空情任务，所以雷达操纵技术得不到锻炼提高，目标出现也没有发现。当时听了他们的话后我们很担忧，因为在武功只要雷达一开机都会发现空情目标，而且是多批多架次，甚至荧光屏上出现数十架飞机目标和经常进行一些保障飞行部队的合练任务。现在我们换防到这个一年也遇不到一次空情任务的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终会被淘汰的，尤其是今后的新兵输入也会出现象原花海子雷达连值机操纵员一样的上机“抓瞎”现象的。
在我们到达花海子的三、四天后，指导员带领的第二批换防人员也都到位了，从此我们连队从陕西武功移师高原戈壁滩开始了新的军旅生活。
——扎 根——
春风不度玉门关 战士扎根戈壁滩
空军雷达部队是全军较为艰苦的部队之一，为了构建布局雷达网，部队驻地高度分散，所处环境和条件也十分艰苦，雷达阵地远离城市和人群，在高山、海岛、戈壁，甚至在无人区也有雷达站，就象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就是在人类无法定居生活的“生命禁区”这个冰冷的定义里生存扎根的雷达站。
花海子就是个环境恶劣严重缺水的地方，我们饮水全由格尔木雷达独立营的后勤部门派汽车用大水罐为我们送水。那时距我们雷达站西面不足十公里的地方有一片草原沼泽地，当地的哈萨克族牧民每年夏季时都到这个沼泽地小草原上放牧。哈萨克族牧民骑着骆驼带着当水袋用的牛胃到我们连来灌水，那牛胃摊在地上没多大体积，一但盛起水来可能装了，可我们谁也没有去计算过，因为军民关系尤其与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更重要，尽管我们用水困难也要方便牧民。因此我们雷达连与当地居民和这些游牧民的关系始终相处的很好，我们经常为这些当地居民修理电器和牧民们从马背或骆驼背上摔下来的半导体收音机，当时我们与当地老百姓的军民关系好的可用“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句毛主席诗词来形容。而我们平常洗衣和洗刷等非饮用水，就到“西运站”内的水井里打水，在断水时也只得喝这井里的水。这口井水特别的苦涩，我们常因喝这井水闹得肠胃隐疼或腹涨的很不舒服。在高原呆上几年后，我们到医院检查身体时发现不少人的内脏器官发生各种病变，普遍存在着心大、肝大、肺大的现象，相当部分的人抽血检查肝脏时，发现谷丙转氨霉都超过正常值的二、三倍，我也在其中。后来我因胃病到格尔木部队22医院住院检查，胃液游离酸显示零为畏缩性胃炎，经过北京302医院上高原部队医院轮职的秦主任医治了二、三个月，依旧没有起色；而钡餐透视胃却为肥厚性胃炎，胃液检查和钡餐透视却是个相反的诊断结论。我经常性胃疼难忍，即使在冬天有时也被胃疼折腾的汗湿了内衣，直至我转业回内地的几年后，身体检查各项指标才逐步恢复了正常，这不得不说是“高原反映”现象给身体带来的副作用。
青藏高原是个“六月雪七月冰，八月封山九月冬，一年四季刮大风”的地方，连队驻扎不远处的阿尔金山主峰早早就挂上了“六月雪”，在阿尔金山和祁连山下的花海子不仅有着漫长的冬季，还是个一年四季刮大风的地方。花海子的狂风却时常让我们领教了它的厉害，因为这里地处大风口中，大风刮起飞沙走石，弄得天地间一片混沌，那气势似要把整个花海子消灭在它的***威之下，令人畏惧而又万般无奈。在大风到来时我们紧闭大门躲在房屋里，为防冷虽然早已用报纸密封了窗子缝隙，但满屋子里还是灰尘飞扬，在二、三米视线内模糊看不清物体，我们戴着口罩全身包裹着严严实实的也无济于事，犹如人处在粉尘罐中。虽然我们早已在大风来临时就降下了雷达天线，但真正担心的还是我们的土房屋顶别随着沙尘暴一起被漠风刮走。尽管这样的恶劣气候时常恶作剧，但我们每一个战士任凭风的肆虐和寒冷的折磨及戈壁的荒凉寂寞，却象红柳那样一个个迎风艰难而又顽强地扎根在大壁荒漠上。
正因花海子处在戈壁大漠风口上，那严冬的寒冷是可以想象到的。我们每年从十月份始至第二年的四月份止，有七个月的时间都是在屋子里生炉子烤火取暖过冬的。在夏季时就得将汽车拉来的煤灰与比例近三分之一的黄土掺水搅和后打成煤砖晒干，再将晒干后的煤砖垒在屋檐下备好冬天用。那时在高原上冬季烤火取暖，不乏一些人因煤气中毒死亡的，因此连队查夜的干部除了查岗还要负责到每个寝室检查炉火和房间内的通气情况，以防煤气中毒事故的发生。写到这我想起了发生在雷达一连的一则笑话，雷达曹技师是个陕西大学生，因防煤气中毒，他专门在其床铺位置掏了一个橡胶皮管大的小洞，然后皮管一头连接他自制的防毒面具罩套在嘴巴鼻子上，皮管另一头伸到墙外通气。一些战士见状就故意恶作剧的取逗他，经常在夜间站岗时偷偷的吸上几大口香烟往室外端的皮管口里猛吹，直呛的不会吸烟的曹技师阵阵咳嗽，搞的曹技师干脆拔掉皮管，堵塞了洞眼才完事。花海子属于典型的高寒半干旱气候，冬天的气温***冷是在一月份，平均气温在零下10℃至零下25℃，甚至将近在零下30℃；最热是在7月份，平均气温10至15℃，早晚穿两件衣服，中午可穿一件长袖衬衫。最冷的时候在方便时，若不小心将尿液甩滴在衣襟或裤子上，没当你转身走出几步之遥，那几滴尿液就结成冰了。我们用的厕所是在营区外的隔壁滩上，这是兵站为汽车运输部队官兵修建的，厕所的构造很奇特，象个楼层似的上台阶，蹲坑位置距地面有一人多高。严冬时我们常常要用撬棍撬开粪堆底基，然后在用绳索套在冻成岩石般的粪堆上拉开，以便这些粪堆不至于堆积如“山”而直冲“云霄”。同样对营区内的小便池，我们也是用撬棍砸开结成冰状的尿液，但往往很不好砸开的，当钢钎撬棍砸在尿冰上时，只见尿冰表层仅砸出一个小白点而无用功。我们只好用取暖烤火炉上的几壶开水，在尿冰上按一个方形浇倒成一个外沟，再用撬棍撬出沟中方形尿冰。尤其在夜间站完岗后，往往因严寒冻的腿脚缓不过劲来，那种寒冷真正是渗入到骨髓的冷，直待入被窝二、三个小时缓和后才能入睡。在这位于“世界屋脊”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明显的就是气候恶劣和高寒缺氧以及生活上的艰苦，我们常因缺菜而连续几天食盐水煮黄豆，尤其是吃那压缩蔬菜，怎么吃都没有味道，那蔬菜被挤压干水分后再烘干，食用时用水泡涨后再炒熟或当馅做包子，那就谈不上这压缩菜的营养了，只要吃过一、二餐后就不想再吃第三餐。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部队为落实毛主席“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的指示精神，以应付万一发生的战争，我们连队组织官兵轮流在营区内挖了一个多月的地道，这地道后来给我们连用上了派场，当做地窖来贮藏牛羊猪肉、大白菜、土豆、大葱等冬季食物蔬菜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我们花海子雷达连的粮食供给是跟着当地居民走的，那时的主粮就是青稞面。没到高原前从歌词里知道用青稞酿制青稞酒，以为一定是很好吃的面粉，其实不然，这种青稞面做出来的馒头等面食相当难吃，做出的青稞面食颜色黑一点倒不会影响食欲，反正吞到肚子里就行了，关键是青稞面粘牙难咽。这种青稞面是青藏高原上生长的一种青稞麦，虽然青稞麦有效营养成分较高，偶尔吃几次尝鲜也无妨，而常年累月的在啃这种粘牙的馒头，对我们这些吃惯了大米饭的南方人来说是件很头疼的事。尤其那时还处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连队一个星期才吃上一次大米饭，即使是吃上为数不多次的白面馒头，那也是连里想办法通过地方粮食部门换得的一点白面用来改善连队伙食的。所以当时连队很想将我们的粮食供给关系转到兵站，由总后勤部象供给兵站和22医院那样，但种种原因未能使我们如愿，我们只好成天吃着这种青稞面。实话实说当时连队的伙食是很糟的，连首长想了很多办法，如调剂花样和粗粮细作，但连队没有副业补贴伙食，仅靠现有条件很差的供给来回的捣鼓折腾那是无济于事的。连里与“西运站”联系，将青稞面粉拿到他们那帮我们在烤炉里烤成大饼，所用糖油等食料也就增多了，这样战士们虽然多吃了可伙食费也就超支了，再说也不能经常麻烦地方“西运站”单位，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接待青藏线上运输司机。而当时我们雷达连是没有汽车的，即使连队要到新疆等地拉车土豆和大白菜储备冬季菜，也要独立营派车来才能解决。可以这么说，驻扎在花海子的六个单位中，惟独我们雷达站生活环境和条件***差，所供给及伙食状况也是最差的，所以当时连队有很多人都患上胃病，包括我在内也患上了严重胃病而不得不从部队转业回地方。虽然连队处在气候环境恶劣和生活条件很差的地方，但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雷达连在花海子时的精神面貌那是最棒的。致使后来我们连往外输送的干部也最多，从陕西武功换防到高原的人几乎近一半人作为技术骨干被调往营部和其他连队，这表明了我们这个连队是具有战斗力和经得起考验的连队。
夜晚的花海子没有灯，要靠养路段提供照明电，在花海子夏季天黑要到晚上九点半，若是放一场露天电影也要等到九点半天黑后才能开始，当然次日天亮也不过是八、九点的样子。在冬季晚上八点左右天就擦黑了，往往供电一个小时后就停电了，但遇到节假日时会供上两个小时电。通常没电时，我们就点着自制的煤（柴）油灯，通讯电台用的是干电池。尤其是报务员坐在灯旁值班的同志，因照明时间长了致使鼻孔处吸的都是两道黑黜黜的油迹。所以每当晚上八点连队集中全连官兵在一间大屋子里，组织听半导体收音机新闻联播后，便洗刷准备熄灯就寝了，那时就更谈不上有什么电视可看的了。就这样对我们常年守卫在青藏高原戈壁滩上的雷达兵来说，在古时文人***客笔下“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昔日属于这人迹罕至和飞鸟不驻之地的高原戈壁滩上扎根了。
戈壁滩上的花海子，只要走出营区映入眼帘的除了戈壁就是荒野，脚下踩着戈壁滩上的粗砂砾石，极目远眺没有一点绿色生机，真是连梦都不情愿梦到的地方，这正如唐朝诗人芩参的《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曾严八待御》中写道的“穷荒绝漠鸟不飞，万碛千山梦犹懒”之意境。当时部队刚上高原，确有相当部分的官兵思想上有些波动情绪，但在那个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年代的岁月里，人们只能把这些情绪暗藏在心中。针对部队中存在的这些思想问题情况，对连首长来说自然是不能忽视的，也引起了连长和指导员的重视。年近四十岁的连长张桂峰是个湖北人，他的父亲是位老红军、曾任过湖北麻城县的县委书记；比连长小三、四岁的指导员杜洪才是在换防前不久，从副指导员任命为指导员的，他们俩协调配合的很好。副连长唐瑞仁是武汉雷达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是在换防时由雷达技师提升为副连长的，连队干部针对我们这支离西安只有八十多公里的武功富饶地方，一下换防到高原部队的官兵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我记得当时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到半年，全国人民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那时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主题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大背景，那就是要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诚，要象红柳那样扎根高原戈壁滩，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之类的内容教育，红柳就成了当时我们部队的扎根高原戈壁的象征。说起红柳，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植物竟能在这样高寒缺水环境条件下顽强的生存。在我们扎根花海子的后来岁月里常在戈壁滩上散步时，看见弋壁滩上的砾石沙粒中稀稀拉拉为数不多的生长出几棵针叶类状、叶子曾绛红色的五至十公分高的矮小植物，据说这就是二十多个红柳品种中的一种小红柳。这种小红柳咋看都不那么起眼，普通的使人几乎不屑一顾，压根也不会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但就是因为它是戈壁滩上的一种抗沙耐碱的绿色生命，与高寒和风沙搏斗而顽强地生长在荒漠戈壁上。故令我们这些立志扎根高原革命的军人对红柳有了不一般的感情。
高原戈壁是磨砺军人意志的地方，要象红柳那样具备顽强拼搏和坚强忍耐的抗争勇气和力量，以忠诚铸就青藏高原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决心与气魄，提升一个革命军人为祖国艰苦奋斗的自豪感和保卫大西北领空的荣誉感。